陳云“密”事

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細讀有關陳云的傳記和文獻便會發(fā)現，20世紀30年代，他為保衛(wèi)黨中央安全、執(zhí)行黨中央決策做出了非凡貢獻。尤其是他在上海領導中央特科、在長征途中奉命前往莫斯科等特殊情況下所從事的保密工作，更是極為重要且鮮為人知。

戰(zhàn)斗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據中央黨史文獻研究室編寫的《陳云傳》記載,1931年4月的一天，中央特科李克農急迫地找到陳云，告訴他一個緊急情報：4月24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了。

顧順章掌握著很多黨內核心機密，特別是“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住址”，并且“熟悉黨內的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變，給上海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帶來極大威脅，敵人妄圖“以突然襲擊方式，將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網打盡”。

那天，李克農接到錢壯飛派人送來的情報后，苦于一時聯系不上中央聯絡人，危急時刻，便想到了在上海的江蘇省委，迅速將這一情況告訴了當時的省委書記陳云。陳云立刻上報黨中央，并根據黨中央的安排，全力協助周恩來處理這一緊急事件。

他們召集中央特科的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舉行緊急會議，分頭行動起來“銷毀大量機密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并采取嚴密的保衛(wèi)措施……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為了及時將顧順章叛變情況通告中央機關和江蘇省委，陳云還“連夜派人找了一個印刷廠，出四倍于當時的工錢，在兩小時內將顧順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張”，分發(fā)給各級組織，以便他們識別叛徒，最大可能地減少損失。

到了4月27日國民黨將顧順章押解到南京的時候，我們黨“在周恩來和陳云等周密安排下……已經采取一切能夠采取的應變措施”，敵人的計劃最終破產了。對此，聶榮臻回憶：“兩三天里面，我們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zhàn)斗，終于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都已轉移，結果，他們一一撲空，什么也沒有撈著�！�

但這一事件的危害卻是深遠的，特別是中央特科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關系遭到破壞，包括錢壯飛、李克農、胡底等地下黨員被迫轉移。危急時刻，如何開展秘密工作，成為擺在黨中央面前的一項急迫而重大的課題。

1931年6月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重建中央特科。鑒于陳云自身條件,特別是處理突發(fā)事件的出色能力，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云等“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其后，隨著形勢不斷惡化，中央決定周恩來撤離上海，陳云為中央特科總負責人。

陳云接手特科后，從改變工作方式入手，果斷采取了諸多措施。首先，“根據少而精的原則，調整內部組織”“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繼續(xù)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包括李強、陳賡等迅速轉移。他還大刀闊斧地撤銷了第四科（將通訊電臺工作移交給中央秘書處）。為了精簡縮編、減少環(huán)節(jié)，由中央特別委員會主要成員兼任科長，陳云兼任第一科科長。同時，在內部“強調單線聯系，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對此，陳云在1977年7月23日回顧工作時寫道：“當時特科同志之間，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系外，并無其他聯系。”

陳云還要求，“一切工作人員的社會職業(yè)必須是真實的、有著落的”，尤其注重用“開鋪子做買賣”的方式同敵人周旋。其間，他“花了幾千塊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辦了一二十個小鋪子”。這些鋪子散布在上海市區(qū)各地，起到重要掩護作用。比如，在上海紅廟路，他派人開了一家木器家具店。那時，中央經常根據形勢變化，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辦公點。有了這個家具店，“機關搬家的時候，東西都弄到那里去，要成立機關，沒有家具又可搬來，很方便，是倉庫，又做商店，又接頭”。如此順理成章，也不易引人注意�！伴_鋪子做買賣”使大家“有了可靠的社會根基，更利于開展隱蔽斗爭”。

長征途中秘密前往莫斯科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會議，作出一項重要決定：“派政治局委員、中央白區(qū)工作部長陳云去上海恢復白區(qū)黨組織。”

對此，陳云曾經回憶：“瀘定橋會議是紅軍奪取瀘定橋的當天晚上，在過了瀘定橋的一個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和我……會議主要決定了兩件事：一是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qū)；二是派我去上�；謴桶讌^(qū)黨的組織�！�

其實，中央決定陳云去上海，還有更深層的考慮。原來，中央紅軍突破湘江時，唯一的大功率電臺遭到毀壞，中共中央徹底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同時，原本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系的上海中央局屢遭敵人破壞，也被迫中斷了聯系。遵義會議后，中央形成了新的領導集體，意在向共產國際報告有關情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陳云秘密前往上海，肩負了“恢復組織、建立聯系”的重要使命。

為了安全保密，陳云沒有把出行原因告訴任何人，只是在臨行前“委托當時做中央縱隊秘書長的劉英，將隨身攜帶的機要文件交給組織處理”。他從林伯渠那里領取了“到上海的路費和恢復上海黨組織的工作經費”，還帶了一部線裝的《三國演義》和一只暖水瓶。他把大額鈔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膽里面，又把劉伯承為他寫的兩封介紹信藏在暖水瓶底部的夾層中。輾轉來到上海后，陳云發(fā)現形勢異常嚴峻，一時間難以開展工作。其間，他化名“李介生”，在關系人章秋陽的幫助下，最終找到了中央特科。

彼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通過相關渠道“知道陳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上海黨的組織很混亂”，遂決定“許多留在上海的黨員都應暫時到蘇聯去”。陳云后來回憶，當時決定“小開”（潘漢年）先走，“我則因任務在上海工作，故不決定即走”。但后來形勢更為嚴峻，他只得交代好工作，又幾經周折，最終登上通往蘇聯的輪船。

回顧這段經歷，陳云曾經向身邊工作人員說：“在海參崴登陸后，蘇方為了掩護我們，由他們的公安人員持槍裝作押送走私犯的樣子，把我們押送到海參崴公安局。在公安局我們都換上了西裝，休息兩天后，即乘火車赴莫斯科�！�

最終，在1935年10月1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書記處會議上，陳云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做了詳細匯報，“使共產國際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這“對他們正確了解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富有實踐經驗的領袖群體，具有重要意義”。

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

早在1939年5月，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中，就深刻闡述了“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的問題。

他指出：“一個共產黨員堅決地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是他的義務。他不僅應該與一切破壞黨紀的傾向作斗爭，而且要著重與自己的一切破壞黨紀的言論行動作斗爭，使自己成為遵守黨紀的模范。”特別是“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表示出自己是堅決地遵守黨的鐵的紀律的模范”。

陳云不但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中，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嚴守黨的秘密”，包括對家人也始終守口如瓶。

陳云的大女兒陳偉力曾經回憶：“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時候，父親主管國家經濟工作，為了回籠貨幣，國家實行了高價商品，市場上銷售一些高級點心、高級糖和其他高價商品。那年夏天，媽媽買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價商品，買完以后還挺高興的。沒想到第二天報紙登出來，說因為我們國家經濟已經恢復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價商品了，從當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為平價……我媽媽有點抱怨爸爸，但是他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隨便講？我要帶頭遵守黨的紀律。”

陳偉力還回憶：“在江西的時候，正好發(fā)生了‘九一三’事件，我們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薄坝幸惶欤�父親得到通知，到省里聽傳達文件，就是關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還沒回來，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他回來后，我就急著問，都說了些什么？”

“我爸說，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這個事情會傳達，但是要等到文件規(guī)定傳達到你這一級的時候，我才能跟你說。這之后我又催問了好幾次，他說還不可以，沒到時間�！薄拔艺f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講好多事。他說我就不可以，我不是那樣的人�！�

在陳偉力的記憶里，“父親從來不會把國家機密隨便向孩子們透露，或者把這些事情作為聊天的資料來跟我們講”。他不允許子女隨便到他的房間，“尤其是擺著文件的時候”�！八�說，國家的機密你們不能知道，不該問的就不能問，不該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該看的就不許看�！�

三女兒陳偉蘭也說：“父親是個堅持原則、遵守紀律的人，他不希望兒女參與他的工作，不該看的文件，不該聽的事情，他不希望我們多問多說�！标愒凭褪沁@樣，用實際行動模范踐行了黨的保密紀律和保密要求。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