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兩黨關系實際上一直在曲折中發(fā)展。1942年8月,國民黨川軍部隊進犯鄂南抗日游擊根據地中心地帶的西嶺、掛榜山。為了避免摩擦、共同抗日,新四軍主力決定跳出包圍圈到外線作戰(zhàn)。
在咸寧、崇陽、蒲圻縣委書記的配合下,新四軍十四旅四十一團政委羅通率7個連的兵力留了下來,組成鄂南抗日游擊指揮部,進入“咸崇蒲”山地,堅持敵后抗戰(zhàn),牽制頑敵的進攻,以掩護新四軍主力北撤。
就在此時,羅通不幸染上了惡疾。由于當時條件艱苦,缺醫(yī)少藥,加之不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他的病情日益加重。
眼看著戰(zhàn)友遭受頭痛、高燒的持續(xù)折磨,頭發(fā)幾乎掉光,躺在擔架上奄奄一息,身為鄂南地方武裝軍事部長的雷同焦急萬分。經過慎重考慮,他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把羅通送到附近的維持會長黃子英家養(yǎng)。
送到維持會長家,這不是自投羅網嗎?大伙面面相覷。殊不知,這是“!敝杏小皺C”的妙招。
黃子英實際上是個典型的“白皮紅心”,表面上當著日本人的維持會長,暗地里卻幫助共產黨抗日。別看他只是曹家井村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個兒不高,長相平平,但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立場正、是非清,且能說會道,靈活機敏,還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雖說他不是共產黨員,但頗具正義感和同情心,還曾掩護過雷同。
既然決定了,就宜早不宜遲。趁著夜色的掩護,雷同和幾名戰(zhàn)友用擔架抬著羅通,悄悄潛入曹家井村。為謹慎起見,雷同沒有暴露羅通的身份,只向黃子英簡單介紹:“這是我的朋友,路上染了傷寒,我們做買賣的不便帶他,想把他放在你這里,等病好了再來接。”
黃子英與雷同是同鄉(xiāng),也知曉他的身份,從雷同的表情和語氣上,大概也猜到了幾分。既然對方不挑明,自己也不追問,但直覺告訴他,這位“朋友”一定非同一般。黃子英頓了頓,堅定地對雷同說:“你放心,我以全家性命擔保,一定把你朋友照顧好!”
為保險起見,黃子英決定把羅通的兩名警衛(wèi)員也留在家里,一是因為他是日本人信得過的“維持會長”,相信日軍一般不會輕易搜查;二是一旦發(fā)生意外,警衛(wèi)員也方便保護羅通轉移。
思來想去,黃子英決定把羅通等人安置在自家柴樓的里間,并用床堵住房門,還在墻上貼滿“門神”像,外人輕易看不出來。暗地里,黃子英還請來當地醫(yī)生為羅通治病。
就這樣,平靜地過了十多天。一天晌午,幾個日軍突然闖入黃子英家。原來,他們不知從哪里聽說有一位新四軍在這一帶養(yǎng)病,便派出大批人馬挨村挨戶拉網式搜查。
黃子英臨陣不亂,一邊賠著笑臉,一邊遞上香煙,信誓旦旦地說:“鄙人維持的地方,都是大大的良民,如若查出新四軍,但憑皇軍處罰!庇辛司S持會長的保證,日軍將信將疑地離開了。
顯然,黃子英家已經不安全了。當晚,黃子英就把羅通等人悄悄轉移到家南邊500米處后山的地窖里。山頂就是日軍的碉堡,也應了那句老話:最危險的地方通常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日軍做夢也沒想到,四處查找的新四軍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日軍又包圍了曹家井,逼著黃子英把村民集中起來訓話:“誰要是交出新四軍或說出新四軍的下落,皇軍大大有賞,要是從誰家搜出來,就統(tǒng)統(tǒng)殺頭。”鄉(xiāng)親們默不作聲,日軍又把村子搜了個遍,一無所獲,喪氣地搶奪了一些村民的財物后揚長而去。
日軍離開后,黃子英又把羅通接回家中。經過十多天的細心照料,羅通漸漸康復,決定重返隊伍。臨別前,羅通緊緊握住黃子英的手,激動地說:“是咸寧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會永遠記住咸寧人民的恩情!”
新中國成立后,羅通先后任第一戰(zhàn)車學校副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長,濟南軍區(qū)裝甲兵副司令員、政治委員,濟南軍區(qū)政治部顧問。雖身居高位,但羅通念念不忘黃子英這位救命恩人,一直與他保持聯系,每次去咸寧,都會到黃子英家探望。
(根據中共咸寧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