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發(fā)動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跌入低潮。國民黨反動派在武漢大肆捕殺共產(chǎn)黨人,中共中央被迫遷回上海,轉(zhuǎn)入地下活動。
由于國民黨當局控制著郵政和水陸交通,并實行嚴格檢查,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建立我黨的秘密交通網(wǎng),以溝通中央和各地黨組織及中央各機關(guān)之間的通訊聯(lián)絡(luò)。這條特殊的秘密工作線,被形象地稱作“黨的血脈”。
中共中央從武漢撤回上海前,曾派一批同志前往上海做準備工作,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機關(guān)交通員、交通科負責人張寶泉。他們被派回上海的主要任務(wù)就是建立地下交通,并為中央機關(guān)物色辦公地址。
當時正是上海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白色恐怖仍在繼續(xù)。特務(wù)橫行,警察遍地,反動氣焰十分囂張,上海黨的機關(guān)時常遭到破壞,黨員不斷被捕,一些意志薄弱者叛變投敵,黨的工作困難重重,危險異常。在這種情況下,張寶泉為建立黨內(nèi)交通和保護黨中央的安全日夜奔波操勞。此外,從那年8月起,他還負責由武漢經(jīng)上海轉(zhuǎn)赴蘇聯(lián)學習的學生接待工作。
然而,1928年4月15日傳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nóng)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的消息。羅亦農(nóng)是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lǐng)導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響。他被捕第二天,上海報紙就刊發(fā)消息。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軍政當局認為“首要已擒,共禍可熄”,欲趁此將中共秘密機關(guān)一網(wǎng)打盡。
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中共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一方面由陳賡率中央特科懲處叛徒,另一方面由中央內(nèi)部交通迅速通知各機關(guān)緊急轉(zhuǎn)移。身為中央交通處內(nèi)交主任的張寶泉深知責任重大,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機關(guān)間穿梭。他先找到黨中央機關(guān)刊物《布爾塞維克》編輯部,通知編輯鄭超麟火速轉(zhuǎn)移。鄭超麟出于安全考慮給他換上自己的黑色大衣。張寶泉改裝后又趕到周恩來處送情報,得知周恩來已安全撤離,才放心離開,趕往別處。不料,當他走到康腦脫路(今康定路)時,忽然遇見外國巡捕“抄靶子”(上海方言,即突然封鎖某一路口,搜查過往行人)。他來不及轉(zhuǎn)移身上的文件,不幸被捕。
巡捕房在張寶泉身上搜出許多文件,斷定他來歷不凡,便把他當作“奇貨”,急于獲得更多的東西。但是威逼利誘無果,嚴刑拷打也不能使他開口。氣急敗壞的敵人搬出名為“九尾貓”的外國洋刑具,這種刑具可以使受刑人產(chǎn)生極度的痛苦,卻不會立即斃命。然而,他毫不畏懼。制造刑具的人只知道怎樣使人皮肉痛苦,但不知道真正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意志比鋼鐵還要堅強。張寶泉就是這樣的共產(chǎn)黨人。在他被捕之前幾個月,兩湖一帶的敵人大肆捕殺共產(chǎn)黨人時,他聽到有些人被捕后難忍酷刑,供出黨的秘密,就對身邊的同志說過:“如果被捕,無論怎樣拷打,我是寧死不會泄露黨的秘密的!”他默默地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實踐著對黨的誓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聽說巡捕房捕到張寶泉,便出面將他引渡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在龍華,張寶泉遭到更加殘酷的毒打。皮鞭打得他全身皮開肉綻,血肉模糊,兩條腿骨頭粉碎。他幾次昏死過去,又被敵人用冷水潑醒,但他咬緊牙關(guān),怒目而視,回答敵人的只有一句話:“不知道!你們休想從我嘴里得到有用的東西!”獄中的難友看到這種情況,無不為之感動流淚。
氣急敗壞的劊子手們,在這個錚錚鐵骨的共產(chǎn)黨人面前無計可施。最后,喪心病狂的敵人把張寶泉拖到一個院子里,暴打200軍棍后,向他連開7槍,用3把刺刀挑起他的尸體,扔出龍華監(jiān)獄那高高的圍墻。年僅27歲的張寶泉,就這樣為保守黨的秘密壯烈犧牲了。
1928年6月30日,黨中央機關(guān)刊物《布爾塞維克》,以《革命黨人的好楷模:張寶泉同志》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文章中說:“張寶泉同志的死,壯烈極了!反動的國民黨軍閥加于張寶泉同志的刑罰,殘酷極了!”“他的誠實,他的耐勞,是認識他的同志,眾口一詞的稱贊的。”他是“忠實的共產(chǎn)黨人的代表,他是革命黨人的好楷模。像他,才是一個好的革命黨人”。他的死“將隨中國無產(chǎn)階級之奮斗而不朽”。
誓言在耳,誓言永恒。周恩來、鄧穎超曾多次回憶張寶泉烈士。鄧穎超曾心情沉重地說:“他死得很勇敢,是我黨的一位很好的同志,我們應(yīng)該懷念他。”
(根據(jù)《當代陜西》2001年第三期《革命黨人的好楷!芬晃恼恚